1949年，一位榆林分局的军代表，诱骗了一位国民党官员的姨太太，两人不正当地走到了一起，这件事被人告发，并且不久后就传到了市长陈毅耳中。没想到他在这件事情上，处理得非常果断，他究竟是怎么做的？
上海，1949年。
人们推开窗户，看到的不再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，而是一支纪律严明、态度和蔼的新军队。
一种混杂着希望与观望的情绪在弄堂间弥漫。
事件的中心人物叫欧震，25岁，身份是派驻榆林分局的军管代表。
档案记载他出身贫苦，是随军南下的骨干，年轻有为、“自己人”。
光鲜的履历之下，包裹着一颗早已被旧社会染缸浸泡得变了颜色的心。
6月8日，他奉命带队搜查一名已逃往台湾的国民党空军军官毕晓辉的住宅。
宅子里只剩军官的原配和一位姓朱的姨太太。
搜查过程很顺利，查获了藏匿的武器，考虑到两位女眷配合态度良好，组织决定予以宽大，未予羁押。
事情至此，本可画上句号。
但欧震的心却没能平静下来。
那位二十出头、风姿绰约的朱氏，像一颗钉子楔进了他的脑子。
白天代表新生政权执行公务的庄重感，在夜晚被一种卑劣的欲望彻底吞噬。
纪律、原则、领导反复的告诫，统统被抛在脑后。
当晚，他独自一人，再度敲响了那扇门。
面对去而复返的“军代表”，朱氏惊恐万分。
欧震娴熟地打起官腔，恫吓说案件仍有诸多疑点，全凭他从中周旋才免其牢狱之灾。
久经世故的朱氏立刻会意，慌忙掏出四块银元塞过去，以求破财免灾。
银元落入掌心，冰凉而沉坠，欧震顺势握住了那只递钱的手。
他的目标远不止于此。
“我是军管会的，跟了我，以后什么事都好办。”
威逼与利诱，权力与美色，在这间充斥着旧时代气息的客厅里完成了一笔肮脏的交易。
为了长期占有朱氏，欧震不惜向组织撒谎，称乡下的“未婚妻”来沪，在僻静弄堂租下房子，构筑了一个藏污纳垢的巢穴。
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
一次在办公室，他把玩那几块银元时，被一位细心的同事瞥见。
对于一名自称清贫的南下干部，拥有银元本就蹊跷，更何况他关于“未婚妻”的说辞也支支吾吾，漏洞百出。
疑点被迅速上报。
分局领导高度重视，展开秘密调查。
跟踪欧震的办案人员，最终在那间租屋外，看到了开门迎他进去的朱氏。
一切都真相大白。
突击检查不仅坐实了两人关系，更查获了朱氏从毕家陆续转移出的其他金银财物。
确凿证据面前，朱氏的心理防线崩溃，将欧震如何威逼利诱、如何同居敛财的过程和盘托出。
案件的恶劣程度远不止生活作风与贪污受贿。
在深入的审讯与调查下，欧震那身“革命者”的画皮被彻底撕开。
他根本不是苦大仇深的贫农，而是早年就加入国民党三青团，并在国民党军队中官至连长的旧人员。
淮海战役被俘后，他利用混乱，编造“被抓壮丁”的苦情故事，骗过了初步审查，被宽大释放。
此后，他更是隐瞒这份极不光彩的历史，改名换姓，通过招考混入我公安系统，最终凭借能说会道和伪装积极，窃取了军管代表这一重要职务。
他的腐败，是灵魂的腐败，他的欺骗，是对新生人民政权的根本性欺骗。
案件材料层层上报，送到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面前。
李士英拍案而起，愤怒之情溢于言表。
上海解放不过数十日，接管工作千头万绪，敌人潜伏特务虎视眈眈。
此人竟敢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，如此明目张胆地敲诈勒索、诱占妇女，情节之恶劣，影响之败坏，令人发指。
李士英在报告上斩钉截铁地批示：“欧震敲诈勒索，诱奸妇女，目无法纪，应予枪毙，以维纪律。”
这份批示连同厚厚的卷宗，最终摆在了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、市长陈毅的办公桌上。
陈毅元帅，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，此刻治理着中国这座最复杂的大都市。
他深知上海百姓正在观察，国内外各方势力也在观察。
共产党人能否摆脱“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”的历史周期律？
能否避免重蹈国民党接收大员“五子登科”、疯狂劫收，最终迅速丧失民心的覆辙？
欧震案，虽然只是一个科级干部的腐败，但其象征意义极其危险。
它发生在专政机关内部，发生在代表新政权的军管人员身上，发生在进城之初这个敏感节点。
如果姑息养奸，内部纪律就会溃堤，民众的信任就会瓦解，国民党的“共产党也会变质”的预言就可能被部分人接受。
陈毅仔细审阅了全部案卷，从欧震的犯罪事实，到其隐瞒的历史问题，再到案件可能造成的政治影响。
他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腐败分子。
他的决策，关乎上海乃至全国新政权的生死信誉。
没有太多犹豫，陈毅提起笔，在李士英的批示旁，以苍劲有力的笔触，写下四个字：“同意枪毙。”
这四字千钧，是一个新生政权向腐败挥出的毫不留情的刀刃，也是向全体人民立下的一份严肃军令状。
1949年8月14日，上海郊外的一声枪响，结束了欧震25岁的生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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